我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就是盛唐,而其灭亡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原因追根究底是五花八门,有藩镇割据说、财赋崩溃说、农民起义说、中枢腐败说,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
透过现象看本质,大唐的灭亡似乎是注定的,它也没能逃过封建王朝300年左右灭亡的怪圈。
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和贵族喜欢把社会大众分为士农工商,用以区分,当然其余的三教九流则属于非主流人群,略过不论。
这群庞大的社会大众,全都张着一张嘴,等农民阶级来喂饭。但蛋糕就那么点,地就那么多。
在科技还没出现爆炸性发展的封建社会,没有高产粮食,没有化肥农(yào)的过去,靠人力和牲口牛马力有机肥耕种,产出的粮食就那么点。
哪能喂得饱这一张张贪婪的嘴?
但我国农民自古都是勤劳朴素的,在封建时代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仍然养活了全国人民。
这种能养活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农民手中可以耕种的土地产出,能满足他们基本生活和缴纳赋税。这种脆弱的平衡一旦被打破,那么变乱就来了。
安史之乱就是这样发生的。
唐中期,贵族、官宦、地方豪强、兼并了大量土地,普通贫农再也无法依靠手中的土地养活自己和缴纳赋税时,逃户便产生了,这种情况严重时,依靠农民平时种地,战时打仗的府兵制便分崩离析。
“(天宝)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国家没兵源补充是不行的啊,那样没人守卫边疆,无法维持地方治安,于是募兵制顺势替代了府兵制。
募兵制一出现,地方将领便与大头兵们有了隶属关系,当兵吃粮,而发粮发工资的人就是地方将领。这样士兵们受制于将领,叫他们往东而不敢往西。
安禄山正是抓住这种机会,大量提拔亲信控制军队,变成他的私人军队。
“(安禄山)引张通儒、李廷坚、平洌、李史鱼、独孤问俗署幕府,以高尚典书记,严庄掌簿最,阿史那承庆、安太清、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大将。”——《新唐书·列传·逆臣》
大家试想,当一个奸臣有钱有权有势有兵有马时,当然不甘心被人指挥了,而是想做指挥别人的人。于是,安史之乱就爆发了。
安史之乱过后,会带来什么恶果呢?
就是各地的藩镇,以安禄山为榜样,也开始割据地方,对朝廷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到了唐末后期,各个藩镇、宦官互相驱赶、挟持皇。
从光启元年到天祐元年的十年里,僖宗、昭宗先后被李克用、王重荣、朱玫、李茂贞、韩健、朱全忠所驱赶。
又先后为李茂贞、王重荣、韩健、朱全忠所挟持,颠沛流离,安身无所,比之东汉末年的少、献二帝还凄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地方藩镇玩弄朝廷的情况?
一是募兵制崛起,让地方将领掌握了兵权;而地方将领有了兵权后,又需要大量钱财去养活军队。
因此,地方上的赋税,被这些军阀截取了,朝廷后期甚至供养不出一支像样的神策军。
安史之乱后,北方因遭受战火荼(dú),十室九空,赋税收缴形同虚设,国家的财政维持着落在东南,就连韩愈也曾经说过:“当今赋出天下,而东南居十九。”
外有藩镇割据,内有赋税难收,在皇帝越来越难受的时候,他想到了家奴阉人,派阉人去争权就顺理成章了。
(唐宦官剧照)
于是,宦官集团,自东汉灭亡后,再一次兴起。
宦官监军制度、神策中尉制度、枢密使制度等相继出现,形成了一个分部细密、组织庞大的内诸司使行政系统。
其结果是,皇帝通过宦官加强了对中央军队、地方军队,以及政府官员的控制,宰相等外臣权轻,而宦官内臣权重。
尤其是,由阉人充任神策中尉是宦官势力恶性膨胀的关键。
其实,阉人之所以快速得势,还得益与大臣们的结鹏党争,这就不得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
所谓鹬蚌相争,阉人得利。
朝廷腐败,藩镇割据,贵族、官宦和地方豪强无限兼并土地,这些恶性循环统统分担在底层人民的肩膀上,东南之地作为全国赋税重担所在,压得人民无法生活。
(藩镇割据图)
活都活不下去了,起义就爆发了,濮洲人王仙芝率先举起义旗,反抗腐朽的大唐。之后,落榜书生黄巢,也响应起义,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
农民起义军,打破了朝廷和藩镇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让各地藩镇开始凌驾于皇权之上。
怎样打破?
这不得不说,起义军们的流动破坏性,先是王仙芝聚盗起于濮阳,陷曹、濮、郭诸州,历陈、许、襄、郢,陷江陵、洪州,王铎斩之于毫州,先后达五年之久。
跟着是黄巢,王仙芝死后,黄巢统帅其部众,攻淮南、掠襄邑、陷桂管,破广州,会大疫北还。
再由岭南攻略江西、宣歙,由采石渡江,陷汝州,破东都,攻潼关,陷京师。先后凡七年。
黄巢军队利用唐代江淮地区藩镇军事力量普遍较弱的缺陷,采取流动作战的方针,先后攻陷了诸多州县,使唐朝元气大伤。
再后面是秦宗权,其军队先后寇荆南,攻襄州,破东都,寇淮、肥,掠江南,乱岳、鄂,自关中薄青、齐,南攻荆、郢,北互卫、滑,造成千里无人烟的惨剧。
秦宗权的隐患在于其军队不仅抢掠湖广、江淮、齐魯,大肆破坏,而且杀百姓的尸体为军食,极其残忍。
更为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的财富输往长安的通道被其阻塞,给当时的唐中央政府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虽然后来秦宗权为朱温击败,但是朱温同样占据汴州,吞并四邻藩镇,截取地方财税,导致江南的财富无法支援长安的唐中央政府。
使朝廷势力日趋衰弱,没有足够的钱粮供养神策军,就连长安周边的各个藩镇都无法震慑,朝廷的威信一落千丈,灭亡只剩下时间问题。
天祐元年(904年),出身农民起义军的最大藩镇朱温弑唐昭宗李晔;天祐四年(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李柷通过禅让的方式交出帝位。
由此篡夺了大唐江山,建国号梁,改年号为开平,史称“后梁”。
在此插一句:德国专家豪格小组,抽取广东省湛江市西南部湖光岩玛珥湖中,一块14万年前的石头,利用现代仪器检测岩芯磁属性和钛物质,揭示古代气候问题。
他们认为,公元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人军激战于中亚重镇恒罗斯,唐军大败。
此后唐朝开始衰落,这恰好处于季风异常的少雨干旱期,长期干旱和夏季少雨导致谷物连年欠收,激起农民起义,并最终导致唐朝在907年灭亡。
(恒罗斯之战)
随后,被历史气象学专家张德二驳斥,她引用大量史料,发表在《自然》上的文章说:“唐灭亡前最后30年,处于多雨时段而非干旱时段。”
笔者觉得,二者都没错,但是德国专家研究的是唐朝时沿海地区湛江气候,这就是一个局部问题,而不是整个大唐气候,因此他们说的唐朝死于干旱不足为信。
封建社会限制于生产力,只得把国运寄托于土地;在科技落后的古代,耕地是固定的,农作物产出是低量的;
随着和平时期人口快速发展,随着贵族、官宦、地主豪强不断地巧取豪夺大肆兼并土地,农民手中有限的耕地,再也无法养活自己。
缴纳赋税时,一场天灾,点燃了整个火(yào)桶(王仙芝之所以起义成功,是因为当时关东出现大旱)。
藩镇只是加剧了唐王朝的灭亡,归根结底,是依靠土地产出的社会财富分配出现了问题。
而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无数次打不破300年改朝换代的怪圈,就是因为他们把国运绑定在土地上。
我们伟大的祖国,大力发展工商业,把国运转移到了工商业上。
2006年,我国废除了纳粮制度,伴随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陈旧制度终于消失殆尽,光耀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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