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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汉族,荆州公安(今属湖北公安)人。宏道在文学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
袁宏道字彦伯,东晋玄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号石头居士,下面是我为你 收集 整理的袁宏道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袁宏道简介
袁宏道,湖北省公安县人,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曾担任过知县、稽勋郎中、博士等职位。他家有三兄弟,不过人们都认为他是他们三兄弟中成就最高的人。
他是明朝反对复古文学的主要人物,他在文学上反对文章模仿秦汉,诗文模仿唐代的做法,他认为写文要真实,要与时俱进,不能总是停留在前人的基础上,不要总拘束于一个套路上。
袁宏道自小就非常聪明,善于写文章,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诸生了。即使他当任过如此之多的职位,但他还是不太喜欢当官。在他中了进士后并没有做官而是去外地拜师学艺、游历山水。他在县衙只当了二年的县令就辞去工作去苏杭那一带游玩,并且写下了很多令人称赞的游记。
他十分喜爱大 自然 的风光,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登上高峰,他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如此怜惜自己的身体,那还怎么游山玩水?”“与其在床上死掉还不如死后当作一块石头”这两句话不难看出,他对山水的热爱之情已经深入骨髓了。同时,在他的 登山 游水的过程中,他的天性得到了解放,个性更加地明显,写作的热情也日益高涨。
在后来,袁宏道收到了他哥哥的信让他去京城任职,他只能放弃游山玩水的乐趣去了北京,在北京当老师。没过几年,他便因为(bìng)重而死在了故里,享年四十三岁。他去世之后,买棺材的钱都是其他人帮忙赞助和卖掉自己的作品凑的。
袁宏后汉纪
袁宏是晋代的一代才子,其主要的成就就是编撰了《后汉纪》,《后汉纪》作为一部史学著作记载了后汉二百多年的 历史 ,从公元23年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到公元220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可以说《后汉纪》是集合多家史书的一部综合性史学著作,对于后来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对于研究后汉时期的史实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袁宏父亲早逝,早年的生活比较的贫苦,但是袁宏非常有才华,所以后来得到了谢尚的赏识,从参军一直做到了太守之职,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不是其政绩,而是作为史书的编撰者,写出了像《后汉纪》一类的史学著作。
《后汉纪》的写作一直延续了十年,袁宏采用编年体的体裁记载东汉史事,主要是受到了荀悦《汉纪》编写 成功 的影响。但是袁宏写作《后汉纪》的条件要比荀悦编撰《汉纪》艰苦很多,因为荀悦的《汉纪》没有竞争对手,而袁宏的《后汉纪》却有非常多的竞争对手,袁宏必须保证自己编撰的《后汉纪》高于其他人的水平才能够被流传下来,后来流传下来的那个时期的史学著作只有《后汉纪》和范晔说写的《后汉书》,可见这两本史书都是具有自己的过人之处的。
范晔的《后汉书》要比袁宏的《后汉纪》编写的时间要晚一些,可以说《后汉书》是参考了《后汉纪》写成的。袁宏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也写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虽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但是积极的方面还是很多的。但是遗憾的是《后汉纪》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袁宏泛舟
袁宏公元328年出生在一个世族家庭,袁宏年少的时候父亲袁勖就去世了,所以少年时期的袁宏家境比较的贫寒,据说当时依靠运租船只养家糊口,但是袁宏具有杰出的才干,所写的文章绝美,这些文字都是袁宏用来寄托自己的节操情感的,后来袁宏得到了谢尚的赏识,所以后来就跟随者谢尚出仕了。这里面有一个小 典故 ,我们来说一下。
有一天晚上袁宏在自己的船上大声的吟诵自己写作的诗词,袁宏的声音清朗有节奏,文辞润色的非常的优美,这个时候镇守牛渚的谢尚正好与自己的部下穿着便装在江中泛舟,听到了袁宏的吟诵,觉得非常的优美,很是欣赏,于是悄悄的在船中听了很久,谢尚越听越觉得袁宏的诗词做的好,对袁宏大加赞赏,于是派人前去打听这是谁晚上在船上吟诵诗词,这些诗词是谁写的。随从于是前去打听了,回来后说:“这是袁临汝的儿子在咏诗。”于是谢尚将袁宏接到自己的船上来,并且与袁宏倾心交谈,两个人可以说是相见恨晚,相谈甚欢,一直谈了一夜。这就是历史上的“袁宏泛舟”。
袁宏与谢尚在江上泛舟之后谢尚非常的欣赏袁宏,于是在谢尚后来做上安西将军和豫州刺史之后,很快将袁宏招到了自己的身边,让袁宏参议 军事 。袁宏从此就踏上了仕途。后来袁宏的才学逐渐的得到施展,可以说谢尚是袁宏的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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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ZxZidian.com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本文就写于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江南(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bìng)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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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是哪个朝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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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汉族,湖广公安(今属湖北省公安县)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历任吴县知县、礼部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郎中、国子博士等职,世人认为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少敏慧,善诗文,年十六为诸生,结社城南,自为社长。
他是明代文学反对复古运动主将,他既反对前后七子摹拟秦汉古文,亦反对唐顺之、归有光摹拟唐宋古文,认为文章与时代有密切关系。他说过:”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他亦相信写文要真,认为“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今人称为文学进代论),即“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
袁宏道在文学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由于三袁是荆州公安县人,其文学流派世称“公安派”或“公安体”。合称“公安三袁”。
隆庆二年十二月六日(1568年12月23日) ,袁宏道出生,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富裕,在万莹、王辂等名师的教育下,非常善于诗文。袁宏道十六岁为诸生,即在城南组织文社,自为社长,除攻读八股制义外,倾心诗歌古文,“有声里中”,[2] 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为师,“奉其约束,不敢犯”[3] 。二十一岁时中举人,但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
科场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颇多自伤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诗中,浩叹孤寂愁闷与落落寡欢。在长兄袁宗道的影响下,袁宏道开始从禅宗中寻求精神寄托,以禅诠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访李贽,两人说文谈禅,十分相得。李贽称赞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并赠诗曰:“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决心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4] 而卓然独立。
万历二十年(1592年),袁宏道中进士,但没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职。然而仕途之门已入,他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因此心情舒畅,在家乡石浦河畔,袁宏道时常与亲友相聚,吟诗饮酒,谈禅遨游,悠闲自得。他这时候对文坛上的复古运动已深表不满,认为诗文应当随意而发,不应模拟蹈袭,作茧自缚。在《答李子髯诗》中,袁宏道写道:“若问文章事,应须折此心。”“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5] ”在他看来,复古之作不如民间俚曲。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袁宏道被选为吴县(今属江苏)县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断,与民方便,颇受地方拥戴。然而也招致当道者的不满,加上吏事繁杂,难得清闲,他觉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6] 。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辞职。
游览著述
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离开吴县后并没有立即回乡,而是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佳山秀水间,与友人陶望龄、潘景升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三个多月,“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而且“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7] 。尤其是当他在杭州读到徐渭遗稿《阙编》时,“不觉惊跃”,“如魇得醒”,为徐渭“恣臆谈谑,了无忌惮”的诗风所倾倒[8] ,从而愈加对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文风表示不满,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要求诗文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写出更多的“本色独造语”[9] ,反对一味追求缺乏真实情感的复古模拟。他抨击复古派笼罩的文坛扼杀了创作的`生机,指出秦汉作者与盛唐诗人多变的创作手法才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仅仅以“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就会将诗文创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诗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锐地指出,复古派及其末流的拟古之作,犹如“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得而不诗哉!”[10]
除公开反对复古派末流的文风外,袁宏道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推动文体的解放。他写下《逋赋谣》、《竹枝词》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通俗而清新,隽秀而活泼;又写下《虎丘》、《灵岩》、《湘湖》、《西湖》等数十篇游记,状物抒情,毫无雕饰之弊,“俱从真源中溢出,别开手眼,一扫王、李云雾,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饰之(bìng)”[11] 。
北上进京
东南游归,袁宏道携眷属暂寓仪征,在这运河孔道与南北文友赋诗谈文,宣传自己的“性灵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起为顺天府(今属北京)教授。次年迁国子监助教。第三年补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览公家收藏的丰富图籍,又和谢肇淛、黄辉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结为“葡萄社”,在城西崇国寺品评诗文,论古说今,颇感闲适快乐。他一方面通过广泛阅读、交友讨论,逐渐纠正以前“偏重悟理”,过分强调自我的倾向,“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12] 。另方面,他对复古派末流的批驳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统地分析了唐宋诗文的风格,认为:“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bìng)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乎!”[13] 他还说:“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14] ”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使文风得以扭转。钱谦益后来在评论袁宏道的影响时,称他推动文风的转变,使诗文创作出现生机,“其功伟矣”[15] 。
潜心文学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bìng)疏》请假归。他筑“柳浪馆”于公安城南,终日与少年旧友吟诗作文,寄趣山水。他还游武当山、桃源县等名胜,对接青引黛的大自然发出由衷的赞叹,并且钦慕陶潜能悟彻人生,于长林丰草间寻求自适,“宁乞食而不悔”[16] 。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才返京任职。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戏曲、小说研究,他称赞《金瓶梅》、《水浒传》、《四声猿》等作品,认为它们能“意气豪达”,脱去传统窠臼,别开生面。袁宏道著《觞政》,谈论酒文化等,并将嘉靖以来的这些新意盎然的小说、戏曲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久,袁宏道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他一度主持陕西乡试,乘兴游嵩山、华山,写下笔墨浑厚蕴藉的游记与诗歌,“极一唱三叹之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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