轶事典故
高贵乡公安在
晋朝建立后，贾充有次和朝廷的士人宴饮，河南尹庾纯喝醉了，和贾充争辩。贾充说：“你父亲年老，你却不回乡供养，难道认为天地神明看不到吗！”庾纯说：“那么高贵乡公在哪里？”贾充于是羞惭愤怒，上表申请解除职位，庾纯也上表自我弹劾。
以臣弑君，则加此刑
贾充对吴国末代皇帝孙皓说：“听说阁下在南方挖人眼睛，剥人面皮，这是什么样的刑罚？”孙皓说：“有做为臣子却弑杀他的国君以及奸险狡诈不忠的人，就对他用这种刑罚。”贾充听后，沉默不语，非常惭愧，而孙皓则脸色不变。
晋祚不得长远
晋明帝时，王导、温峤一起谒见晋明帝，晋明帝问温峤前代统一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温峤还没有回答，一会儿，王导说：“温峤年轻，还不熟悉这一段的事，请允许臣为陛下说明。”王导就一一叙说司马懿开始创业的时候，诛灭有名望的家族，宠幸并栽培赞成自己的人，以及司马昭晚年杀高贵乡公曹髦的事。晋明帝听后，掩面伏在坐床上，说：“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晋朝天下又怎能长久呢！”
人物生平
才慧夙成
曹髦生于正始二年（241年）。正始五年（244年），被封为郯县高贵乡公。嘉平二年十二月，其父曹霖去世。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镇压王凌后，将曹魏宗室王公均置于邺城以便监视，一说曹髦亦被移置邺城。曹髦从小好学，才慧早成，有祖父曹丕的风范。
入继大宗
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废掉魏帝曹芳，打算推立曹操之子、彭城王曹据为帝；当时曹髦是魏文帝曹丕在世诸孙中的庶长孙、东海王曹霖的在世庶出长子。郭太后执意要求，最终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大魏皇帝，同年十月四日，他到达京都洛阳北郊邙山的玄武馆。群臣奏请他住在前殿，曹髦回答说前殿乃先帝寝殿，不敢越礼，于是暂住在西厢房中。群臣又奏请以天子之礼迎他入京，他仍不同意。
五日，曹髦正式进入京都洛阳，文武百官都到西掖门南拜迎，曹髦见状也赶紧下车答拜百官。司礼官奏说：“按礼仪您为天子，不必答拜臣下。”曹髦回答：“眼下我也是别人的臣子啊！”遂对群臣答拜还礼。到止车门，曹髦也要和群臣一样下车步行。左右皆劝阻：“按惯例您可以一直乘车进去。”他说道：“我被皇太后征召而来，至于安排我做什么现在还说不准呢！”还是下车和群臣一样步行到太极东堂。皇太后在那里会见了他。当天他便在太极前殿正式登基称帝，参与典礼的百官都很高兴。
曹髦下诏说：“本朝三位先帝英明圣贤，顺天命而受帝位。但齐王曹芳在承嗣皇位后肆意妄行，不循礼法，以至失去了作为君王应有的仁德。皇太后以国家为重，接受辅政朝臣们的建议，把我召来京都取代失德于天下的齐王。想我本人年纪轻轻，便置身于诸多王公朝臣之上，确实让人深感不安，惟恐自己不能嗣守祖先创立的江山弘业，完成中兴魏室、统一天下的重任，每念及此，我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幸有朝中诸公给我以肱股之辅，镇守四方的将帅给我以有力的扶持，我凭仗先祖先父的这些有德之臣，定可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听圣贤说作为一国之主的人，应该是德厚如同天地，恩泽遍及四海，对天下亿万臣民先以关怀慈爱为本，示之以好恶，然后再从天子百官开始为百姓作出好榜样，使他们懂得怎样去守礼法，行大义。我虽然没有太多的仁德，也不能深悟这种道理，只愿与天下贤者共同朝这个方向努力。《书经》上不是说么：君王对百姓施以恩泽，百姓是会深深感激难以忘怀的。”接着，大赦天下，改齐王曹芳嘉平年号为正元，又下令削减天子的车马服饰和后宫费用，并罢除宫廷及官府中的无用之物。
幼主执政
正元元年（254年）十月七日，曹髦派身边的一批侍从官员到国内各地巡视，代表天子了解各地人情世故，慰问地方官员和百姓，同时调查有无冤案和官员失职的情况。八日，授予大将军司马师统领全国兵马及京师内外诸军的权力，并特许大将军朝拜时不必小步快走以表示对天子的尊敬，向君王奏事时只称官职不直呼姓名，还可以穿鞋佩剑上殿。十三日，邺城某水井中出现黄龙。十九日，曹髦命礼官评定在废立天子过程中出谋献策的公卿朝臣们的功劳，并按功绩大小给予不同程度的奖赏。
正元二年（255年）正月十二日，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声讨司马氏，二十五日，大将军司马师督师征讨淮南。经过几番激战，毌丘俭战死，文钦逃往孙吴，然而司马师也在这场战争中被文钦之子文鸯惊得眼球掉落，(bìng)上加(bìng)。“叛乱”平息不久，司马师在许昌已奄奄一息。他自料性命难保，就派人从洛阳叫来了司马昭，对他说：“我估计自己不行了，你接掌我的大将军印。”话未说完，司马师一命呜呼。消息传到宫中，曹髦大喜。他意识到这是夺权的好机会，于是一面下诏命司马昭留守许昌，让尚书傅嘏“率六军还京师”，一面着手筹划宫廷政变。不料，司马昭识破了曹髦的计策，他率领军队回到了洛阳。这样一来，曹髦的计划落了空。为避免引起更严重的祸乱，他只好接受既定事实，封司马昭为大将军。从此，司马昭独掌大权。一次宝贵的翻身机会，就这样与曹髦失之交臂。
正元二年（255年）二月十二日，东吴大将孙峻率军号称十万开至寿春。镇东大将军诸葛诞率部迎击，斩杀吴左将军留赞，并将捷报送到京都。三月，册封皇后卞氏，大赦天下。四月三日，封皇后卞氏之父卞隆为列侯。二十三日，任命征南大将军王昶为骠骑将军。七月，任征东大将军胡遵为卫将军，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为征东大将军。八月二日，西蜀大将姜维率师进犯狄道，雍州刺史王经领兵在洮西迎战，大败，只好退守狄道城。二十三日，朝廷任命长水校尉邓艾代理安西将军，与征西将军陈泰联兵抗蜀。九月十九日，又派太尉司马孚率精锐部队增援。
正元二年（255年）九月二十一日，曹髦学完《尚书》，对执经讲课的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人分别予以赏赐。二十五日，姜维引兵退回蜀地。十月，曹髦下诏说：“我由于年幼，仁德不足，不能遏止敌寇的暴虐，以致蜀贼进犯和洮西之败。将士们在此役阵亡者数以千计，或抛尸于疆场，冤魂难返；或战败被俘，流落于异域。念及于此，我深感悲痛，心中每每为阵亡将士们哀悼。现特令阵亡将士家庭所在各郡的典农和安抚夷二护军以及各部官员到他们家中去慰问，给予抚恤，免除其家庭一年的赋役。在战斗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者，按先例申报予以嘉奖，不得遗漏。”十一月二十七日，鉴于陇右四郡及金城等地连年兵灾，不少人叛逃到蜀地，留在本土的家人和亲戚又恐惧不安的情况，朝廷宣布对这些人一律赦免无罪。十二月十六日，曹髦又下诏说：“数月前洮西大战的时候，我方将士有的英勇战死沙场，有的不甘被俘跳入洮水溺亡，其尸骨都无人收拾，弃于荒野。我常为这件事难过。今特告征西、安西两将军，各令部下到战场旧地和附近河道中清理寻找我方将士尸体，一一收殓安葬，以慰死者，以安生人。”
推崇少康
曹髦常与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大臣在太极东堂讲经宴筵并作文论，并称裴秀是“儒林丈人”，王沈是“文籍先生”，司马望和钟会各有名号。曹髦性急，请人前来就希望快点到达，因为司马望在宫外任职，就特地赐给他一辆追锋车和勇士五人，每当有集会，就奔驰而至。
甘露元年（256年）二月丙辰日，曹髦在太极东堂宴请群臣，并和诸位儒生讨论夏少康与汉高祖刘邦的高下，最终定论以少康为优。一开始，曹髦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一起讲述礼典，说着便谈到了帝王优劣之差。曹髦仰慕姒少康，于是问荀顗等人：“夏已衰败，相被杀害，少康聚集夏的遗老遗少，光复禹的功绩；高祖在田地中超拔于众人，驱使豪杰俊才，消灭秦、项，包举宇内；这两位君主可以说都是有特殊才略的举世大贤。考察他们的功德，谁应该排在前面呢？”
荀顗等人回答：“那天下的镇国重器，是由王者接受天的授予，圣贤般的美德顺应时机，这样之后才能接受天命创立基业。至于承接前代的功业，重兴旧功绩，创造和因袭，难易是不同的。少康功德虽然美好，仍然是中兴之君，和汉世祖（光武帝刘秀）相提并论是可以的。至于说汉高祖，臣等认为他优于少康。”
曹髦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功绩、德业、言论、行为，各有优劣短长，不一定创业之君都优秀、继任者全低劣。汤、武、高祖虽都是受命于天，贤圣之不同，我感到十分悬殊。少康和殷高宗（武丁）中兴的美好，夏启和周成王守文之兴盛，评定美德比较实绩，放到汉高祖那里去对照，我看到前者之长而未闻前者之短；只是前后两者遇到的时代不同，所以后人评定的功名殊异罢了。少康在国家灭亡后出生，身份降低为诸侯的奴隶，跋涉奔波四处逃难，仅仅保全了自己，（但之后）能够布施德行大用谋略，最终灭浇于过、灭豷于戈，成功恢复了大禹的功业，祭祀夏祖并在祭天时以祖先配祭，不丧失旧物，不是极大的美德极广的仁义，岂能建立这样的功勋？汉高祖趁着秦朝土崩瓦解的态势，倚仗一时的权术，单纯凭借智谋和武力来成就功业，一举一动，大多违反了圣人的法度；作为人家的儿子却多次使父亲处于危险中，作为君主却将贤明的宰相囚禁，作为父亲却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儿子；去世之后，国家几乎灭亡。他如果和少康互换所处的时代，也许不能复兴大禹的功业。由此说开去，应该以夏少康为高而认为刘邦位居其下。各位爱卿细细讨论一下。”
第二天是丁巳日，课业已经讲授完毕，荀顗、袁亮等人说：“上古三代封邦建国，分裂国土来治国，到它们衰败的时候，没有土崩瓦解的态势，可以用道德怀柔天下，不能用武力征服天下。等到战国，弱肉强食，远离道德专凭智谋武力，所以秦衰颓时可以用武力争天下。少康布施德行，是仁者中的英杰；高祖凭借武力，是智者中的豪杰。仁与智不同，两位君主自然大相径庭。《诗经》《书经》中述说殷中宗和殷高宗，都列于大雅；少康功绩美行超过了二宗，列在大雅是明确的。少康更优秀，应当像您说的那样。”
崔赞、钟毓、虞松等人议论道：“少康虽然积累了仁德，但向上承蒙了大禹遗留下的恩泽和幸福，在内有虞、仍的援助，在外有靡、艾的帮助。寒浞邪恶，不对百姓施行德政，浇、豷没有亲近之人，外部内部都抛弃了他们。因此少康拥有了国家，是有可供凭借的条件的。至于说汉高祖，从布衣百姓间兴起，率领乌合之众，来成就了帝王的功业。评定德行那么少康更优秀，考核功绩那么汉高祖更胜一筹，说凭借的本钱那么少康处境较易，比较时代那么汉高祖更难。”
曹髦说：“诸位爱卿评论说少康凭借已有的本钱，高祖则从无到有进行创造，的确如此。但各位不知道上古三代，凭借仁德勋业成事是那样艰难；秦项之际，凭借武力成就功业成就功业是那样容易。况且最上等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汉高祖功劳高，但比不上少康的盛德普照。况且仁者一定有勇气，诛杀暴君必须动用武力，少康武功的辉煌，难道一定不如汉高祖吗？只是夏代古书散佚，旧时的文字缺失，所以丰功伟绩缺失无载，只有伍员粗略陈述了大概情况，他说恢复夏禹的功绩，不丧失旧物，效法祖先圣业，旧时的好章程不弄错，不是有才有德的全才，谁能和他相提并论？假使让三坟五典都留下来，少康的行为详细记载下来，难道还会有异议吗？”
说到这，大臣们都心服口服。中书令虞松上前说：“少康的事，离当代很久远了，相关古文无人了解，因此从古至今，评论家们没有谈到的，嘉言懿德隐没不见。您既然用心以古为鉴，贯通古今，又说出善言，赞扬凸显少康的杰出，使他的光彩在历史长河中闪耀，应该记下您的话成为文章，永远垂范后人。”
曹髦说：“我学识不广博，了解得浅薄狭隘，害怕自己说得不对；纵使有值得采纳的地方、料事能与实际相符，仍不值得重视。加以记载，只怕会在后世贤达中招来笑话，显出我的愚笨吧！”因此侍郎钟会退下后才评定编次记载下来。
太学探讨
甘露元年（256年）四月十日，曹髦来到太学，问学者们：“古代的圣人得神明之助，观天理，察人世，因而推演出阴阳八卦；后来的圣贤进而发展成六十四卦，又推衍出数量繁多的爻，凡天地间之大义，无所不备。但那部书的名称却前后不一，夏时称《连山》，殷代称《归藏》，周朝又称《周易》。《易经》这部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易博士淳于俊回答说：“远古时代伏羲氏依据燧皇之图而创八卦，神农氏又将其演进为六十四卦。此后的黄帝、尧帝、舜帝又各有变动，三代都依据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对它进行补充完善。故‘易’者，即交易也。把它称为《连山》，是形容它好似大山吞吐云气，连接天地；把它称作《归藏》，意思是说天下万事莫不隐于其中。”
曹髦又问：“如果说是伏羲氏根据燧皇的图案而创立《易经》，那孔子为何不说燧人氏之后的伏羲作《易经》呢？”淳于俊答不出来了。曹髦进而问：“孔子为《易经》作传（《彖传》《象传》共十篇），郑玄为《易经》作经注，虽然他们是不同时代的圣贤，但对《易经》经义的解释是相同的。如今孔子的《彖传》、《象传》，不和《易经》的正文放在一起，而是与郑玄的注文连为一体，这又是什么原因？”淳于俊说：“郑玄把孔子的传和自己的注文合在一起，大概是便于学习《易经》者明白好懂。”
曹髦问：“说郑玄把传和注结合起来是为方便和理解《易经》，那在他之前的孔子为何不把他的传与文王所作的《易经》合在一起呢？”淳于俊答：“孔子担心把他的传和《易经》合在一起会引起混淆，所以没那样做。这说明圣人是以不合表谦虚。”
曹髦问：“如果说圣人以不合表谦虚，那郑玄为何独独不谦虚呢？”淳于俊说：“古代经典意义弘深，圣上您所问的又如此深奥玄远，不是臣下我所能解释清楚的。”
曹髦又问：“《易经》中《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而治天下。’远古伏羲、神农之世人们还不曾有衣裳，圣人以德教化天下，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淳于俊回答：“远古三皇时代，世上人少而禽兽多，所以得到的兽皮羽毛就足够人们穿用了。到了皇帝时代，变得人多而兽少，人们只好制作衣裳以根据不同季节穿用。”曹髦再问道：“在《易经》中乾代表天，而复为金、为玉、为老马，这不是说又和微小的东西一样了吗？”淳于俊说：“圣人取其意象，故有时可远，有时也可近。近者取眼前的各种东西，远者则取天地。”
讲完《易经》，曹髦又命学者们讲《尚书》。他问道：“郑玄说：‘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说：‘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三种意思并不相同，哪一个才算是正确的呢？” [38] 博士庾峻答：“先儒的说法，各有其侧重之点。我们作臣子的不好说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然而《洪范》篇说：‘三人占卜，从两个人的说法。’既然贾、马与王肃等人都以为‘顺考古道’为是，那按《洪范》的说法，应以王肃的说法为优。”
曹髦又问：“孔子说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所以至善至美，在于他顺应和参照天意，遵循古代的做法，并不是尧的目的。现在我们探究其含义以明确尧帝的圣德，舍其大而言其小，这可以说是作者的意思吗？”庾峻答：“臣只是遵奉老师教过的说法，不能理解更深的含义。至于两种说法如何统一起来，还取决于圣上自己的判断。”
接着又谈起尧舜时代四岳举鲧之事。曹髦问：“作为圣贤的君主，应德才兼备，公正无私，明察秋毫。今王肃说：‘由于尧不了解鲧，所以对他加以试用。’如此说来，圣人在观察人物、考虑问题上也有不足的地方，是不是？”庾峻回答：“虽然圣人的贤明非常人可比，但他们毕竟也有自己的局限。所以禹这样说：善于识人者是哲人，但对帝王来说办好这件事是很困难的。但尧帝最终仍改正了自己用人的失误，将自己的帝位传给了舜，所以他不愧为圣人。”
曹髦说：“若说有善始又能善终，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如果连个好的开端都没有，又怎能称之为圣贤呢？禹说办好这件事对帝王来说是很困难的，然而最终尧帝还是废去不肖之人，改授圣贤，也算得上是知人了。《经》上说：知人者为圣哲，能选拔贤能的人做官。若尧对鲧的品德没有把握，试用长达九年，使得在继位者选择上失去了章法，这又怎能称得上是圣哲呢？”庾峻回答：“臣下我读经卷认为，圣人办事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所以就出现了尧帝信用鲧、共工、兜、三苗等四凶的失误。周公失误于重用管叔、蔡叔等叛臣，孔子失误于错误对待宰予。”
曹髦说：“尧任用鲧治水，九年没有取得成效，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乱糟糟，给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至于仲尼失误，不过是宰予言行之间的事，与尧用鲧的失误有着本质的区别。说到周公和管、蔡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来在《尚书》中都有记载，作为博士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吧！”庾峻说：“这些事都不是先贤们能说清楚的，臣下孤陋寡闻就更难以细究其是非曲直了。”
接着，曹髦和群儒探讨起《尚书》所言“有鲧在下曰虞舜”一句话的意思。曹髦问：“在尧做首领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又有四凶在朝为虐，当时急需选拔任用贤明的君主来解救受难百姓。舜当时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世人也都知道他是个有仁德的贤者，可他却长期得不到重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庾峻回答：“尧帝也曾咨询四岳以征求贤者，想禅让自己的帝位。四岳告诉他如果挑选一个仁德不足的人会辱没你这个帝位的。尧又让他们举荐那些贫贱无名的贤士，于是他们举荐了舜。所以说舜被四岳举荐，主要原因还在于尧，尧这样做是为了让天下人都满意啊！”曹髦说：“尧已闻舜的贤名而不提拔，同时对一些忠臣也未见重用，最后还是让四岳向他举荐贫贱无名的贤者时才推举了舜，这岂不是说尧并非急于选用贤士治理天下以解救受难百姓么？”庾峻摇摇头：“这就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问题了。”
继而曹髦又令学者们讲《礼记》。他问：“《礼记》上说‘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同样是治理天下，为什么政策和手段不一样呢？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和政策才能做到建立德政、施而不报呢？”博士马照回答说：“所谓太上立德，是说远古三皇五帝以自己的德行感化民众，治理天下；所谓其次报施，是指后来的尧、舜、禹时代以礼法治理天下。”曹髦又问：“上述两个不同时代帝王们对民众施以教化的深浅各有不同，这是因为帝王们本身的品行造成的呢，还是时代使然？”马照肯定地回答：“当然是各自所处的时代造成的。诚如人类发展有原始时期和文明时期，故而帝王们教化也自然有所不同了。”
这一年的五月，邺城和上洛等地都上奏称有甘露，于是六月初一，改年号为甘露。八月二十六日，加封大将军司马昭为大都督，给他上朝奏事只报官职不报姓名的殊荣，并授予他统领全国各路兵马和京师内外诸军的黄钺。二十九日，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太傅。九月，任命司徒高柔为太尉。十月，封司空郑冲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一日，曹髦来到国学馆，命群臣赋诗。侍中和荄、尚书陈骞等人作诗时拖延时间，掌管文化教育的朝官奏免他们的官职。曹髦说：“我是不太聪明的人，却比较爱好风雅，今天让群臣即席吟咏，不过是想从中了解朝政的得失。但你们不能理解我的意图，说得不着边际。这次就原谅了和荄等人，从今以后群臣都应认真钻研古书的含义，弄明经典的意旨，这样我才会高兴。” 五月五日，诸葛诞在淮南发起勤王，讨伐司马昭，司马昭挟持曹髦和郭太后征讨淮南，于次年镇压，斩杀诸葛诞。
甘露三年（258年）九月四日，曹髦下诏说：“尊崇有德行的老人，推行教化，这是古代尧、舜、禹三代树立风范垂之不朽的仁政。朝廷理应推举德高望重的三老、五更给予极高的荣誉，不断请他们对国家大事和朝政得失予以指导，把他们的德行言语记录下来，然后全国都仿效他们，便可以收到教化之功。现在我们就该找出这样仁德兼备的长者，来作为三老、五更的人选。关内侯王祥，历来以仁、义的标准修身处事，温文尔雅；关内侯郑小同，温良恭俭，依礼而行，都是当今著名的贤者。朝廷决定推举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诏令发布后，曹髦亲率有关朝臣，按照古代的习惯举行聘任礼仪。
玉碎九重
曹髦见自己权力威势日渐削弱，感到不胜忿恨，于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六夜里，命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在陵云台部署甲士，并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日我将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去讨伐他。”王经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而不顾逆顺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凭借什么？而您一旦这样做，不是想要除去疾(bìng)却反而使(bìng)更厉害了吗？祸患恐怕难以预测，应该重新加以详细研究。”曹髦这时就从怀中拿出黄绢诏书扔在地上说：“这样就已经决定了，纵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会死呢！”说完就进内宫禀告郭太后。王沈、王业跑出去告诉司马昭，想叫王经与他们一起去，但王经不去。
曹髦随即拔出剑登辇，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们呼喊着出了宫。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在东止车门遇到曹髦的军队，曹髦左右之人怒声呵斥他们，司马伷的兵士都吓得逃走了。中护军贾充从外而入，迎面与曹髦战于南面宫阙之下，曹髦亲自用剑拼杀。众人想要退却，贾充军将败，骑督成倅之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事情紧急了，你说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没什么可问的！”于是成济立即抽出长戈上前刺杀曹髦，把他弑杀于车下。 司马昭闻讯大惊，自己跪倒在地上。太傅司马孚奔跑过去，把曹髦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着说：“陛下被杀，是我的罪过啊！”
身后之事
曹髦死后，司马昭进入殿中，召集群臣议论。尚书左仆射陈泰不来，司马昭让陈泰之舅尚书荀顗去叫他，陈泰说：“人们议论说我陈泰可以和您相比，今天看来您不如我陈泰。”但子弟们里里外外都逼着陈泰去，这才不得已而入宫，见到司马昭，悲恸欲绝，司马昭也对着他流泪，说：“玄伯，您将怎样对待我呢？”陈泰说：“只有杀掉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司马昭考虑了很久才说：“你再想想其他办法。”陈泰说：“我说的只能是这些，不知其他。”司马昭就不再说话了。因过于悲恸，不久吐血而死。
随即司马昭威逼郭太后下旨，大意是说：当初援立曹髦是看中他“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但是不成想“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我这个太后数次呵责都不奏效，后来和大将军司马昭商量要废立之，大将军认为他年幼无知，但还可以雕琢，要以观后效。但没想到他得寸进尺，还拿弓箭射我的宫殿，弓箭甚至落在我的面前。我前后数十次让大将军废立他，曹髦知道后，甚至贿赂我的身边人打算下(dú)(yào)害我。后来事情败露，就要出兵入西宫杀我。幸亏大将军及时知道，而他自己混杂在士兵之中，被大将军的将士杀死。这小儿“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应当“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由于曹髦死后被褫夺皇帝封号，因此其在位期间的年号均为高贵乡公某年。
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等上疏称“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于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不久，司马昭以“教唆圣上”、“离间重臣”等借口杀死了曹髦的心腹王经。《魏书》的作者王沈（王昶之侄）因为告密出首立功免死，因功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户，时隔快二十余天，司马昭又因群情激愤，诛杀了成济三族，成济兄弟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顶，大骂司马昭，被军士从下乱箭射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