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许进雄，1941年出生于高雄。准备大学联考时，读到清代王念孙注释的《广雅疏证》，从此踏上研究中国文字奥妙的学问。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就学时，开始研读甲骨学，专精甲骨文和博物馆学。中文研究所毕业后，应聘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博物馆（1968年），整理馆藏的甲骨（明义士收藏），在博物馆研究阶段，得到重要发现──「以甲骨上的钻凿形态作为断代的新标准」，此一发现影响文字学界甚巨。安阳博物馆甲骨展览厅评为「甲骨学有贡献的二十五名学者之一」。
图1-36中这一件俑在长方形的底板上塑造一只牛、两个驭夫和一部有篷的车子模型，是非常罕见的文物。牛的躯体非常粗壮，两只尖角上翘，牛头上套着羁勒，颈前系个小铃，垂胡延长至腹下，背微驼，上面架着双辕套轭，宽厚的身上堆砌套车的皮带装饰。除了四只脚显得太过粗短以外，整体细致逼真，应该是北方的牛种。北朝的墓葬常见到类似的牛俑，如图1-37。从驭夫头发的样式，可以推断左边的是异族而右边的是华夏族。驭夫需要用到不同民族的人，可能是因为北方多民族杂居地区的生活需要。
格外豪华的座驾褐釉红陶牛车
图1-36 褐釉红陶牛车俑，高39.5厘米，长45.8厘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北朝至隋，约公元6世纪中期至7世纪早期
和其他北朝的车俑相比，这一部车显得格外豪华。车轮的22根辐辏，膨大的轴端，让人感觉到它的坚实。如果没有如此粗壮的轮轴，可能难以承受高大的舆座和前后伸展出来像是瓦盖的篷子。车舆前端有活动的部件，可作为主人上下车时的踏板，及行车时驭夫的坐椅。车后也用泥土捏塑了可以防止灰尘进入舆内的、长而有穗状缘饰的挂帘。车两旁上下各有插座以及插孔，说明它们是用来支撑木棍，可能是支持复式的丝质穹顶伞盖用的。这样看来，瓦盖形的篷子应是可以卸下的，所以需要篷子的两侧各有九颗大钉子加以固定。冬天或下雨的时候使用篷子，夏天就用丝伞，考虑得非常周到。
图1-37 陶牛，高34.5厘米，长36厘米，太原娄睿墓出土。北齐，公元386～公元534年
缓慢牛车的使用应该早于快速的马车。有文献记载4000年前夏禹以马替代牛来拉车，这符合马被家养的时间比牛晚的考据。可是商代发掘的车子都是两马拉曳的。商代马车的舆座很小，重心高，容易造成翻车事故，不适宜快速奔驰，不是理想的交通工具。但贵族高高乘坐在上头方便指挥，是身份的象征，所以以之随葬。牛车只是载重的工具，当时也还没有发展到普遍以牛车代步。从文献的描述，东周时代贵族平日就常以马车代步；两汉墓葬画像石的图案，马车形象也非常普遍。对于一般人而言，颠簸的马车不舒服也不安全。除了马的供应不充足外，统治阶级也愈来愈疏于军事训练，所以根据《晋书•舆服志》的记载，到了东汉晚期牛车就变成自天子至士庶的常用交通工具，墓葬也开始能见到牛车。北朝的墓葬和壁画，牛车作为墓主人的坐乘，常被安置在一大群骑马的护卫之中。到了唐代，可能因为社会尚武，连贵族妇女也骑马，墓葬里就见不到牛车的形象了。
图1-38 白衣、加彩或上釉的瓦陶牛车俑。最高39.5厘米。西晋至唐，公元3世纪中期至7世纪中期
学者发现这个牛车模型的制作年代难于断定，因为没有类似的出土物可供比较。如果从文物的现象来观察，汉代的陶俑人物以略具形象为特点，不会像这件牛的耳、角、眼、鼻、口都塑造得真实而细致，所以从汉代到唐代这一段盛行陶俑的期间，它更可能是属于后段的风格。驼背粗壮的牛是北朝墓葬里常见的，尤其是背上套着皮带和圆瘤状装饰更是此一时期的特色。可是北朝的陶俑只有彩绘，几乎不见上釉彩的例子。如果定年代为唐代，那时候贵族已不以牛车为时尚，早期上釉的俑也都是黄釉而非褐釉，三彩则要稍晚时才有，所以也不合适。北朝陶俑虽然习惯不上釉，但是酱褐色的釉彩却是北方学习南方青瓷的结果。这个车子的造型非常别致，不是普通人家所定制，使用昂贵的釉料制作也并非不可能，现只能暂定为6世纪中期至7世纪早期，确切的日期要等待来日的考古来证实了。
——摘自 许进雄 《返来长安过：汉字与文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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